2021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要想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就必须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将县城作为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为进一步探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如何引领城乡融合发展进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问题，2022年5月12日，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杭州城研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联合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以“城乡融合发展与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主题，主办第三期“城·未来”学术沙龙。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城市综合开发专业委员会、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aiia）智慧产业委、中国（杭州）智慧城市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办。本次沙龙由杭州城研中心研究一处处长、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aiia）智慧产业委秘书长、浙江省规划学会城市开发委秘书长李明超研究员主持。
第三期“城·未来”学术沙龙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学理论专委会副理事长，浙江省社会学会副会长王小章作题为《从乡土中国到城镇中国》的主题报告。
“乡土中国”不仅仅是中国农村社会形态，还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也就是说，“乡土性”是针对“中国社会”而言，而非针对中国乡村社会而言。“乡土中国”这个概念所要刻画描述的，是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传统社会结构、文化和运行形态。“乡土中国”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是经济形态，农村是整个中国的生产基地，农村经济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第二是社会关系形态，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第三是政治-社会治理格局，其实际运行是双轨政治下的基层社会自治；第四是文化价值观念，与高度自给的经济形态相应的生活态度是“知足长乐”。
随着中国被动地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相遇而不能不步履蹒跚地迈向现代世界，“乡土中国”这种社会形态也越来越难以为继而不得不走向解体或终结。其终结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被迫而扭曲的终结，它是在我国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情况不自主地、被迫地发生的；另一种是自然而然的终结，通过变革土地制度，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现代工业下乡，以乡村工业化带动小城镇发展，同时在城市成为生产基地的基础上，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乡土中国”如何迈向“城市中国”。我们如今已不复是“乡土中国”，现代化的客观进程已经使中国社会从“乡土中国”一步步迈向“城市中国”，从“乡土中国”迈向“城市中国”，必然会带来诸多方面的变化。一是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化，城乡联系变得异常紧密。二是空间形态的变化，城乡区域格局变得相互融合。三是社会关系形态的变 化，“陌生人社会”、“差序格局”逐渐消逝；四是政府能力从“无为”向“有为”的变化。
王小章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丹宇教授作题为《人力资本与城乡融合发展》的交流报告。他认为提高城乡融合度，一个方面是数量上的手段，另一个方面是质量上的手段，人力资本的的提升对于解决城乡融合问题至关重要。落后地区的发展，不应局限于空间、环境等物质条件的提升，更应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关于人力资本提升途径，在教育方面，城市、县城、乡村学子接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师资良莠不齐，教育均等化是提升人力资本首要任务；在医疗方面，城乡医疗水平不一，看病难问题较为凸显，提升医疗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在职培训方面，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相继开展在职培训业务，推动人力资本的提升；劳动力迁移方面，收入差异导致了人口在城乡、各个地区之间大幅流动。
陈丹宇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海龙教授作题为《城乡融合视域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交流报告。他首先介绍了城乡融合的政策背景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呈现出浓厚的城乡二元分割特点，造成城乡分割局面的原因是多层次的，包括传统户籍制度和观念、体制性障碍以及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分割所带来的弊端包括：损害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与公平性，对资源配置和城市化进程带来了负面影响，相同的社会保险项目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经办机构的重复设置带来了资源的浪费。城乡融合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体现在：城乡融合影响了当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重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契合、协助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相互促进。
朱海龙
杭州城研中心研究五处处长接栋正副研究员作题为《数字时代的城乡分界与城乡融合》的主题分享，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乡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过程，以前的社会重心在乡村，现在重心转移到了城市。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并不意味着乡村的衰退和凋敝，而是在城市带动下形成新的城乡发展格局，推动传统农村转型并重新焕发活力。城乡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连续体，在数字化、信息化背景下，随着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城乡距离在消融、边界在模糊，城市和乡村的生活形态在急速变化，城乡融合也面临很多新的命题，许多问题的破解，需要跳出一座城市的概念和范畴，放到网络化城市中去布局，实现城市功能要素的集成，进而驱动城乡关系变革。。
杭州城研中心研究一处处长、aiia智慧产业委秘书长、省规划学会城市开发委秘书长李明超研究员并作题为《共同富裕背景下大城市功能向城关镇的疏解机理路径》的主题分享，并对沙龙进行总结。他认为，从城市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城市病”与乡村人口锐减、耕地撂荒、房屋闲置、产业退化、留守儿童等“乡村病”息息相关。县城作为乡村与城市的纽带，是乡村振兴到城镇化的中间环节，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动人口、土地、设施的城镇化建设，能从战略角度缓解长期困扰城市发展的“城市病”问题，但当前县城发展存在很多问题和短板，需要加大力度系统性破解。
从工业化和城镇化协同的角度看，县城的增长极作用有待提升。2021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1亿人，其中1472个县的县城常住人口为1.6亿人左右，394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为0.9亿人左右，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我国近1900个县城足足创造了全国近40%的gdp。县域工业化水平远高于城镇化水平，近10个百分点的差距为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提供了补强短板的空间。
从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看，县城的首位度有待提升。我国在城镇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人数多达2.93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64%左右，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左右，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近20个百分点的缺口。我国近1900个县城的平均城镇化率只有24.2%，县城人口“流而不留”的格局，“工作在县城，生活在农村”的现象十分普遍，超过2/3务工农民常年往返于县城和农村之间，“城乡双栖”“工农兼业”“城乡通勤”是这类群体的日常写照。
从土地城镇化与设施城镇化的对比看，县城的综合承载力有待提升。虽然城镇化的外在表现是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储备、出让变成国有建设用地，在土地城镇化推动下城镇规模迅速扩大，商务商业楼宇和各类居民小区拔地而起，但归根结底，人是城镇化的核心要素，需要通过生产、生活、生态协调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来提升城镇的承载力。自2015年以来，我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完成总额一直都是县城的5-7倍，而县城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额仅为城市的1/2左右，县城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综合承载力方面方面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角度看，城镇体系内部超大城市资源向县城疏解是应有之义。县城建设的具体方向涵盖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优化市政设施、强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人居环境质量、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等方面，除了吸引乡村人口进城，吸引大城市的人口回流也是重要方面。然而，据2020年的统计数据，全国约六成区县财政自给率不足50%，超三成区县低于30%，且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民生领域仍是财政支出重点，能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有限。因此，要推进县城的高质量城镇化，在全国大城市开发边界框定的情况下，需要推动超大城市、大城市的非核心要素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县城疏解，在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配置前提下通过基础设施社区化实现“城产人”一体化发展。
接栋正
李明超
“城·未来”作为杭州城研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潜心培育、精心打造的学术品牌，主要包括城市社区智慧治理、片区开发产业运营两大系列活动。主办方计划通过定期举办专题性的学术沙龙，聚焦城市发展热点议题，汇聚党政界、行业界（企业界）、知识界、媒体界、市民界（含新市民）等各界力量，共同思考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以期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打造城市高品质生活。
审核：李明超